死刑，1人；
死缓，3人；
无期徒刑，19人；
有期徒刑10年及以上者，66人；
10年以下，6人；
另有一人，为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任润厚，其被调查后不久就死于癌症，法院在两年多后的判决中，只没收了他的非法所得。
今天，2018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司法界有时简称为“刑九”)正式实施整整三年。
在《刑法修正案（九）》及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其他司法文件中，对于贪污罪，也包括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做出重大改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贪污受贿金额的获刑门槛。
我们做了个粗略统计，在这三年间，官方公开通报的，中国被审判的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共计96人（具体名单请见文末）。
这96人中，有94人犯下受贿罪；其中受贿金额超1亿元者，14人。最高者，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受贿2.47亿元；最少者，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焯，受贿15.60万元。
有两人未犯受贿罪，其一，曾任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赵少麟，其涉及的罪名是单位行贿罪、骗购外汇罪，录得有期徒刑4年；其二，曾任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的卢恩光，犯行贿罪及单位行贿罪，于2018年10月30日，一审录得有期徒刑12年。
此外，还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虽犯下受贿罪，但因涉及军事秘密，不公开开庭审理，未公布具体的受贿金额，只对外通报称被判处无期徒刑。当然，军事法院在这三年间，也审判了相当一批副军级及以上的军队高官，但具体审判情况“秘而不宣”。
余下93个贪腐的高官，总计受贿44.76亿余元，平均受贿金额约4812.90万元。
除受贿罪之外，上述96个高官，涉及的罪名还包括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行贿罪、单位侵占罪、破坏选举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内幕交易罪。
其中最为特殊者，为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的赵黎平。他除犯受贿罪外，还犯下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2016至2017年间，一审、二审，赵黎平，被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2017年5月，被执行死刑。这也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唯一一位被判死刑的副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
这三年来，贪污受贿起刑标准提高到3万元
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规定，至少可以追溯至1988年。彼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设为2000元。
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于贪污罪有明确的规定：1，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3，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多位司法界人士告诉我们，虽然《刑法》中没有明确对于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但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基本就是参照贪污罪的标准而执行。
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反腐力度空前加大，迄今已有数百位副省部级及以上的高官因此而“落马”。并且，他们的涉案金额，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元。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并实施，其中取消了刑法中直接对于涉案数额的规定，只表述为：
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那么何为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呢？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并从该日开始实施。
《解释》对贪污、受贿罪的涉案数额作出了明确规定：贪污受贿的较大标准为3万元至20万元；数额巨大，为20万至300万；特别巨大为300万以上。
“量刑意见”：受贿一亿元以上一般判死缓
早在2016年，数位接近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士，亦告诉我们，其实早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的第二天，即2015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量刑意见》（下称《量刑意见》，对于贪污受贿金额特别高的官员，如何量刑，提出了“把握的尺度”。
具体而言，“贪污、受贿数额不满二千万元，一般判处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在二千万元以上不满一亿元的，一般判处无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一亿元以上的，一般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同时，《量刑意见》提出，“要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对于“贪污、受贿数额一亿元以上，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数位司法界人士对我们表示，尽管最高院的《量刑意见》并不像“司法解释”那样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各级法院一般是会遵循这一意见执行。
一位地方的副检察长亦告诉我们，根据他的观察，这几年来法院的判决，基本参照了这个《量刑意见》来，“实际判决中，认罪态度、是否积极退赃，是否还有其他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也或多或少会体现在最后的判决结果中。”
以2015年11月以来获刑的贪腐官员为例，受贿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共有14人，但只有3人被判处死缓。分别是：
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受贿2.47亿元；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的朱明国，受贿1.41亿元，另有9104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的武长顺，受贿8840万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3.42亿余元、挪用公款1.01亿余元、行贿1057万元，合并执行，亦被判处死缓。
其余受贿超亿元的高官，均因各种原因，得以“从轻”。最新的案例，即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崇勇一案。
2018年9月28日，天津市二中院对此案一审宣判，对杨崇勇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杨崇勇受贿的金额高达2.06亿元，但天津二中院认为，“鉴于杨崇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官员因贪腐而被判死刑是否会重现？
比死缓更严厉的则是死刑立即执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副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为4人。
2000年，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贿罪，其中受贿金额544万余元，被判处死刑。
也是在2000年，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成克杰，因犯受贿罪，单独或与情妇共同受贿4109万余元，被判处死刑。同年执行死刑。
2003年，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其中受贿金额517万余元。
2007年，曾任国家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其中受贿金额为649万余元。
自此，2007年之后，不再有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因为受贿或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判处死刑了。
而在副省部级以下，曾任江苏苏州市副市长的姜人杰，2004年“落马”；2008年，因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江苏南京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2011年，江苏省高院，二审维持对他的死刑判决。法院认定姜人杰受贿人民币1.09亿元、港元5万元、美元4000元。
曾任浙江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2009年“落马”；2011年5月，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被浙江宁波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同年6月，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他的死刑判决。法院认定，许迈永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
2011年7月19日，姜人杰与许迈永同日被执行死刑。
姜人杰与许迈永是目前公开可见的、最后的、因贪腐而被执行死刑的中国官员。
但是，2015年以来，至少又有两桩案件里，有副省部级以下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被一审判处死刑。不过，这两桩案件的二审结果，迄今没有出炉。
其一，2015年2月3日，湖南娄底市中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等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彭曙、湖南省高广投资公司原总经理胡浩龙，两人均为死刑。法院认定，彭曙受贿约1.88亿元，胡浩龙受贿约1.70亿元。
彭曙、胡浩龙，随即上诉。2016年11月2日，湖南高院就此案二审开庭。
2018年10月30日，胡浩龙的辩护律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邓祥瑞，告诉我们，彭曙、胡浩龙案的二审结果，尚未出炉。
在二审中，彭、胡二审的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之一，也包括他们认为，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二审法院对于他们的量刑，应该遵照“从轻”、“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其二，曾任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在2018年3月28日，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死刑。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张中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此外，在案发后，张中生尚有赃款人民币3亿余元未退缴。
2018年10月，三位张中生的故交对我们说，一审宣判后，张中生已提起了上诉，但目前二审的进展情况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