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无疑是对我国的一次重大考验，而在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个别人员不服从疫情防控管理，暴力殴打、辱骂、甚至威胁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行为层出不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0年3月13日发布的公告上显示，截止2月25日，疫情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已经办理妨害公务犯罪案件935件，涉案人员达1220人。从统计数据来看，妨害公务罪在涉疫情相关犯罪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诈骗犯罪。如湖北省竹山县刘某某以探亲为由不服从政府疫情管控措施，辱骂并抓伤劝返他的执勤干部，被检察机关以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又如浙江省湖州市王某某不听从疫情防控巡查人员对其遵守居家隔离规定的劝导，攻击工作人员，将工作人员脸部、颈部抓伤，被当地检察机关以妨害公务罪审查起诉。
一、我国《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现行规定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277条规定了妨害公务罪：（一）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二）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三）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四）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五）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疫情期间妨害公务行为的处理是否应该“从重从快”？
1.涉疫妨害公务行为处理不应该一律从快
疫情期间，由于妨害疫情管理公务的行为层出不穷，针对该行为的处理成为了司法机关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可是涉疫情妨害公务的行为是否需要为了满足舆论要求以及为了起到震慑作用而一律从快处理吗？显然这并不合适。涉疫期间的妨害疫情管理公务的犯罪行为也必须经过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和司法审判的所有程序。不能仅仅因为在疫情期间为了满足社会舆论需求以及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就一昧的要求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针对此列案件从快处理。作为刑事案件的涉疫情的妨害公务案必须同样的要经过如同其他刑事案件的所有司法程序，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更需要法官根据调查的案件事实结合所有涉案证据针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认定，不能带有为了满足疫情管控和舆论需要而随意出入罪的思想，一律从快处理进行定罪处罚无疑可能造成侵犯人权的结果。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在满足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和司法审判的所有要求和流程的情况下，在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切实履行职责时，对于涉疫情妨害公务案确实可以提高效率进行审查，这样提高案件侦查和司法审判的效率是符合刑法中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要求的，更是疫情防控管理需要的，也是符合公众期待的。
2.涉疫妨害公务行为的处理不应该一律从重
疫情的防控与管理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公安干警等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努力。可是在所有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的侵犯对象，大部分妨害公务案件中被侵害对象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少数案件中被侵害对象为公安干警，针对不同被侵害对象的妨害公务案件中是否一律从重处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上述《刑法》第227条第五款中的规定，明确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案件要按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例如浙江省湖州市王某某妨害公务案、山东省济南市邓某某妨害公务案两个案例中，受侵害的对象就是正在执行疫情防控公务的公安民警。在邓某某案件中，公诉人建议根据上述《刑法》第227条第五款的规定对被告人从重处罚。针对涉疫期间妨害公务的案件中，应该是根据案件事实、行为人主观过错程度、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等多个因素考量行为人的量刑程度。法官绝对不可以为了满足疫情时期的舆论需求而带有涉疫期间妨害公务案件一律从重处罚思想，这无疑会造成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结果。司法审判中定罪量刑是需要根据所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综合考量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之后作出的量刑结果，社会舆论和疫情防控中的呼声绝不可以成为影响法官进行定罪量刑的因素。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必定需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否则无疑是对我国法律尊严的践踏和法治建设的破坏，更是对人权的漠视和侵害。
三、结语
疫情的防控不仅要依靠我国疫情防控管理人员的努力工作，也需要作为公民的每一个人服从国家疫情防控单位和工作人员的管理。针对疫情期间不服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管理的，采用暴力殴打、辱骂、威胁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行为人，必定要根据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严厉予以制裁。但同时我国司法机关也需要根据案件事实，运用法律法规的规定正确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防止出现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不相适应原则。相信在疫情防控单位和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个公民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会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
作者|张旭